原发性肝癌是消化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位居中国癌症死亡的第2位[1].研究表明其发生发展与慢性肝炎病毒感染、饮酒、吸烟、肥胖等均相关，主要有手术、介入、放化疗、靶向及免疫治疗等手段。虽然原发性肝癌治疗手段不断丰富、治疗效果不断提高，但整体5年生存率仍较低[2]；约85%的患者死于肿瘤复发和转移。随着中医药治疗正式被写入《原发性肝癌临床诊疗指南》[3]，中医药在增效减毒、延缓抗肿瘤药物耐药、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生存期等方面的优势日益彰显；中医治疗与西医治疗并驾齐驱，则有望突破治疗瓶颈[4]。刘华长期专注于中西医结合治疗恶性肿瘤，针对肝癌复杂多变的病机特点，应用“积阴之下，必有伏阳”理论防治，已取得较好临床疗效。本研究总结相关经验，以期为肝癌辨治提供新思路。

1 “积阴之下，必有伏阳”理论内涵

历史文献中记载有“肝积”“积聚”“癥瘕”等病症，其症状与原发性肝癌所表现出的胁肋区包块、肝区疼痛、腹胀等类似；现代中医内科学正式用“肝癌”命名[5]。“伏阳”首见于《素问·本病论》“民病伏阳在内，烦热生中，心神惊骇，寒热间争……”[6]。阳气功能失常致寒厥发生、阳气郁闭潜伏而热化；凡有气郁、血瘀、湿停、痰聚形成之处，皆可闭阻气机，郁遏阳气[7]；“积阴”概念源自“阳化气，阴成形”理论，《景岳全书》记载“阳动而散，故化气，阴静而凝，故成形”[8]。阳气蒸腾气化作用失常可致阴邪凝积成形。当阳气正常生理功能失调，痰、湿、瘀、饮等阴邪变即产生，阴邪进一步阻碍阳气，使“阳不化气”成为病理之伏阳，日久则结毒成癌。刘华融合上述理论及自身临床经验，将“积阴之下，必有伏阳”具体内涵阐释为“阳虚”是肝癌产生的基础，“阴盛”是肝癌发展的条件；“积阴伏阳”癌毒产生的核心病机，同时 “积阴”为 “种”与“伏阳”为“壤”， 终致癌毒传舍，殆伤正气。

2 从“积阴之处，必有伏阳”探讨肝癌病因病机

2.1 阳虚阴盛，为肝癌之始

阳气生理功能障碍，或失于温煦、或失于气化、或推动无力，气血流通不畅，津液精血的生成、循环、代谢等障碍则致气机阻碍、津液停聚、血液瘀滞，邪气内生可渐成积聚，故肝癌发病的基础在于“阳化气”不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记载“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6]。痰、湿、瘀、饮等阴邪内生既是“阳化气”不足产生的病理产物，同时可作为“内生阴邪”成为肝癌发生发展的病理因素[9]，阴浊病邪不断蓄积而致“阴盛”。需要指出的是，“阴盛”与“阳虚”常常相互影响：痰、湿、瘀、饮等病邪一旦生成，反能削损阳气生理功能的发挥，阳气动源不足，则进一步恶化“阴盛”的状态，终致积阴难返，日久可形成积肿、癥瘕等有形之变。综上，阳虚且阳不化气，阳气功能失司致阴盛，阴盛之病理产物反复滞积可致形质改变。阳虚阴盛是肝癌产生的基础与条件，是肝癌发病的基础病机。

2.2 积阴伏阳，为肝癌之变

“阳不化气”可直接促进“阴成形”的过程，且阳气亏虚，推动乏力，常因虚致滞，使阳气囿于局部而化热形成“伏阳”。“伏阳”的产生一方面是阳虚气化不足，同时也受郁、痰、瘀、湿等病邪闭阻，故“伏阳”既是邪气痞塞不通形成的阻遏之阳，又属阳气功能障碍的病理之阳[10]。刘华根据伏阳病邪占比不同将其归纳为三类：一是气滞伏阳，因气机升降出入失常，阳气闭阻于内化热形成伏阳，阳灼阴津，可炼液为痰，伏久成积；二是血瘀伏阳，因血行不畅而血脉瘀滞，积血日久囿于“藏血之地”而化热为伏阳，蒸灼脉道，更可迫血妄行为“新瘀”，血瘀与伏阳搏结，促使伏邪伏匿；三是痰湿伏阳，因津液停聚致湿浊内生，邪浊难化并凝成痰核，积为伏阳，易随经流窜，致变证丛生。

结毒成癌是恶性肿瘤的特殊病机[11]。《金匮要略心典·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治第三》记载“毒者，邪气蕴蓄不解之谓”[12]。伏阳状态是肝癌癌毒酿生的“微环境”，湿、痰、瘀、热邪稽留体内，聚久酝毒，邪气附着于毒上，相互盘踞，终致癌毒鸱张，此过程为“积阴”。癌毒既成，便可大量耗伤人体正气，消殆机体阳气和阴精，更使御邪无力，阳虚正亏与阴积邪盛形成恶性循环。刘华认为“积阴伏阳”是肝癌发展的核心病机，在阳虚阴盛的基础上，病邪郁久化热形成“伏阳”，癌毒便是在“积阴伏阳”进程中产生，且肝癌癌毒顽劣，盘踞深伏体内使得“毒根深藏”，成为肝癌复发转移之“种患”。

2.3 癌毒传舍，为肝癌之终

肝癌进展指癌灶经治疗后复发或癌细胞转移到肝外脏器，是病情发展到晚期的常见结局。“伏阳”是肝癌发展的微环境，为“积阴”蕴结癌毒提供“土壤”，癌根深藏为肝癌复发转移埋下“种患”。现代研究“炎–癌转化”理论从侧面加以验证：在癌细胞到达靶器官之前，原发灶通过分泌炎症因子等相关机制早已构筑转移前微环境，如原发性肝癌肺转移的过程中，肝原发灶分泌多种细胞因子于肺部靶向组织表达趋化因子[13]。刘华认为肝癌癌毒具有隐匿、凶顽、难消和损正等致病特点，痰、湿、瘀、热、毒等病邪胶结不散，形成肝癌形质之变，蛰伏体内，隐而难察，“积阴结毒”埋下癌种，“伏阳内生”提供土壤，癌毒伺机流注传舍；“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癌毒附着在“正虚之处”最终导致肿瘤复发转移。“积阴伏阳”所致“癌毒传舍”，是肝癌复发转移的病机本质[14]。见图1。

图1 “阳虚阴盛–阴积阳伏–癌毒传舍”病因病机演化

3 辨证施治经验

刘华治疗肝癌讲求辨病、辨证、辨人的“三辨模式”：首先，从宏观把握，根据肝癌发病正虚与邪盛的情况，采取扶正解毒的治则；其次，从细节出发，阴积属水湿、寒饮、瘀血，当以温化，同时扶补阳气，伏阳为阴邪熵变化热，当以清解；最后，从回归肝癌发病患者群体肝脾不调的体质特点，强调因人施治，突出个体化治疗。

3.1 扶正解毒，明辨邪正盛衰

《素问·通评虚实论》记载“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6]。正气邪气的对比变化是推动肝癌病程发展的基本矛盾，肝癌辨病需根据双方力量的动态变化，灵活使用扶正祛邪的治则。“肝体阴而用阳”，肝脏疏泻、藏血等生理功能的正常发挥依赖肝阴、肝血等物质基础的充养，因而扶正当通过补肝血、益肝阴而“补肝之体”，达到“复肝之用”目的。肝血失养常在四物汤的基础上，随症加入制首乌、白芍、龙眼肉、鸡血藤、阿胶等养血之品，肝阴亏虚，则以一贯煎为底方，又因肝肾两脏乙癸同源，临床酌情加入黄精、枸杞子、菟丝子、石斛、女贞子、龟甲胶等中药益肾填精以滋水涵木，更使肝肾两脏相互滋养。特别指出“癌毒”是恶性肿瘤发生发展的特异致病因子，针对癌毒为患，总以“驱邪蠲毒、以毒克毒”为治则。基于“癌毒传舍”理论，刘华善用草木虫石兽等攻克癌毒，常用猫爪草、藤梨根、穿破石、石见穿、重楼、山慈菇等解毒散结，然而癌毒深伏、毒邪入络，此时一般草石之药不可入，当用全蝎、蜈蚣、天龙、露蜂房、鳖甲等虫类药物使药力深入经隧、搜剔伏毒；感染疫毒（尤其是乙肝病毒）是肝癌的重要致病条件，对肝癌合并乙肝的患者，在祛癌毒的基础上加用重楼、虎杖、苦参等抗疫毒药物。

3.2 温清消补，度量病邪权重

水湿、寒饮、瘀血皆为阴积之邪。刘华提出以“温法”散阴积、以“补法”助阳气。人参、干姜、黄芪可补气温阳健脾，吴茱萸可散寒暖肝，鹿角胶、肉苁蓉、巴戟天、补骨脂可温肾填精，上述温补之品组合而用使脾肾阳气充足，诸阴自消，即“壮火之源以消阴翳”；同时配合温阳利水、或化饮、或祛瘀等治法，水湿、寒饮为患常用桂枝配伍肉桂温阳化气利水，搭配茯苓、猪苓、泽泻、五加皮祛湿，大腹皮、葶苈子、商陆等逐饮，继用桃仁、当归、川芎、延胡索等辛温之品温阳化瘀。诸药合用恢复机体阳气、化“积阴”而清“伏阳”之路。“伏阳”则呈现出“气郁伏阳”“痰湿伏阳”“血瘀伏阳”三种复合病理状态：气机闭阻，郁而化热，当以理气行滞、疏畅气机为治法。柴胡轻清，黄芩苦泻，两者升降相因疏利少阳，两药相伍为疏利少阳常用药对，以其为核心的“柴胡类方”为临床常用方剂系列[14-17]。此为伏热在气分，可辨证加入栀子、青黛、知母、夏枯草等清消；水液代布失司，痰湿停聚化热，则以祛湿化痰、泻热排浊为基，湿热阻滞可选用黄柏、黄连、车前子、龙胆草、穿心莲；痰热壅盛可选以竹茹、半夏为基础的“温胆类方”，酌情加用青皮、枳壳等柑橘类中药除肝经痰浊；肝脉痹滞，瘀热内伏，以化瘀通脉、消阳化积为法，刘华临床上多选用黄芩茯苓丸[16]。此为伏阳热在血分，亦随方加入丹皮、赤芍、白薇、鳖甲、水牛角等清解。中医学“伏阳”理论与西医学“炎–癌转化”学说在阐释促癌机制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因此清消伏阳可改善肿瘤生长的“微土壤”，亦是阻断癌毒传播的重要切入点。

3.3 肝脾同治，定制个体方案

《金匮要略》记载“见肝之病，知当传脾”。肝脾失调是肝癌患者最常见的体质特点[12]；患者往往接受西医抗肿瘤专科治疗，包括手术治疗、介入治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处于治疗后随访的“空窗期”，历经攻伐，机体正气不足，邪气亦不盛，正邪交争不及，肝癌病程呈慢性化特点，此时可运用肝脾同调的治疗思想。刘华临床常从肝气乘脾、肝郁脾虚、脾虚肝乘三种证型论治：肝气乘脾者以胁肋胀痛、情绪急躁为主症，中青年男性患者为主要群体，临床常用柴胡疏肝散或四逆散，兼肝经湿热者可予方龙胆泻肝汤；肝郁脾虚者以情绪抑郁、时时叹息、胁肋痞满为主症，多见于女性患者群体，治疗可选逍遥散类方（丹栀逍遥散、黑逍遥散、香贝逍遥散等）；脾虚肝乘者常见纳差乏力、大便溏结不调、情绪郁怒不定，常见于体能状态较差患者，可予柴芍六君子汤或建中类方。除药物干预外，医者更可从患者衣、食、住、行等方面进行全面指导：食可饮决明子菊花茶饮、黄芪炖猪肚、莲子薏仁粥等药膳；住可通过芳香疗法营造怡人居室氛围，用薰衣草、水沉香等香疗产品缓解焦虑、改善睡眠；行可适当增加体育锻炼，如练习八段锦、太极拳、五禽戏等中医传统保健疗法，疏导身心、增强体魄。

4 医案举隅

患者，男，43岁，2025年3月13日首诊。主诉：胁痛1个月余，肝癌靶向联合免疫治疗后2d。患者1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胁痛伴腹胀，完善影像学检查考虑肝癌侵犯门静脉伴肝门区淋巴结转移可能，完善肝穿刺活检及病理检查确诊肝细胞癌（中分化），经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多学科综合诊疗讨论后暂无手术指征，建议行全身系统治疗，行第1周期信迪利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治疗。刻症：形体壮实，面红颧赤，偶有阵发性胁痛，时有腹胀，无身目黄染、恶心呕吐等伴随症状，纳差，口干口苦，稍厌油，大便溏稀、黏厕，小便黄赤。情绪急躁。舌暗红，苔黄腻，舌下络脉迂曲。个人史：饮酒20余年。既往“乙肝病史”10余年，现规律服用恩替卡韦抗病毒。西医诊断：原发性肝癌（肝细胞癌） CNLCⅢb期靶免治疗后。中医诊断：肝癌，湿热内蕴夹瘀证。治法：祛湿化痰、化瘀解毒。方选龙胆泻肝汤加减。处方：龙胆草5g、黄芩10g、栀子5g、泽泻10g、通草5g、车前子10g、柴胡15g、急性子10g、炙黄芪20g、当归10g、生地黄10g、土鳖虫10g、重楼5g、山慈菇10g、炒鸡内金10g、生麦芽15g。嘱患者适当运动，调整饮食结构，清淡营养饮食，平时可服决明子菊花代茶饮，注意情绪管理。

2025年4月7日二诊。患者诉2025年4月3日行第2周期靶向联合免疫治疗，近1周感头晕，不伴头痛、目眩、恶心等症状，自测血压160mmHg/90mmHg（1mmHg=0.133kPa），胁痛、腹胀、口干口苦明显缓解，大便成形，睡眠稍好转，自觉乏力，稍纳差，情绪基本能自控。舌淡红，苔薄白，脉弦。调整处方予柴芍六君子汤加减：柴胡15g、白芍10g、党参15g、炒白术10g、茯苓10g、锻龙骨15g、锻牡蛎15g、重楼5g、山慈菇10g、龟甲胶10g、天麻10g、头晕草10g、炒鸡内金10g、炒麦芽15g。

按语：患者中年男性，素有乙肝疫毒内伏，加之长期饮酒，损伤脾胃阳气，阳不化气而气血津输布失调。阳虚阴盛则痰、湿、瘀邪阻滞，胁肋刺痛、舌暗、舌下络脉迂曲此乃瘀象；形体壮实、厌油、大便不爽乃痰湿之征。病邪日久不去，伏阳化热出现口干、口苦、小便短赤、面红赤、苔黄腻等热象；积阴酿毒，病邪与癌毒交合形成癌巢，同时癌毒传舍于肝脉、肝周筋膜（指肝周淋巴结）发为本病。治疗运用“三辨模式”，辨病为原发性肝癌，西医靶免治疗后；辨证为肝经湿热夹痰瘀证；辨人属中年男性，体质壮实，情绪急躁，酒食不节，伴乙肝感染史；首诊予龙胆泻肝汤加减，方中龙胆草、黄芩、栀子性苦寒，清湿热而祛伏阳；泽泻、通草、车前子导湿热从小便而去，佐法半夏化痰；山慈菇、土鳖虫为解癌毒之常用组合，重楼败疫毒，阻断癌毒传舍之径；当归、生地黄化瘀而和血；方中加入柴胡、急性子疏利肝气调畅情志；黄芪扶阳助脾，生麦芽、炒鸡内金固护胃气，三药合用旨在祛邪同时更兼顾扶正。二诊时患者胁痛、大便溏稀、口干口苦等症状好转，舌苔由黄腻转薄白，表明湿热瘀邪逐渐祛除，纳差、乏力、情绪不调等症状揭示患者肝脾不和体质之本，予柴芍六君子汤加减疏肝健脾。患者经西医靶免治疗后出现头晕，伴血压升高，考虑贝伐珠单抗相关药物不良反应，中医考虑此为伏阳化风之变证，遂于方中加入煅龙骨、煅牡蛎、龟甲胶滋阴潜阳，天麻、头晕草祛风止眩。此后患者仍进行规律中医药治疗，期间患者肝癌病情基本控制，表明在“积阴之下，必有伏阳”理论指导下的“三辨模式”临床效果明显。

综上，肝癌病因病机复杂、治疗棘手、预后较差；刘华基于“积阴之下，必有伏阳”理论，提出“阳虚阴盛–阴积阳伏–癌毒传舍”的动态病机，针对病机变化提出“三辨模式”，运用扶正祛邪、驱邪蠲毒、温清消补、肝脾同治诸治则治法，指导临床遣方用药，以期为精准辨治肝癌提供思路。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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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R256.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673-9701.2026.14.021

基金项目：湖南省中医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项目（2021SK4023）；2023年度湖南中医药大学校院联合基金立项项目（2023XYLH033）

通信作者：刘华，电子信箱：liuhua260@163.com

（收稿日期：2026–02–10）

（修回日期：2026–04–11）